作者
浙中旧书店
来源
孔夫子旧书网动态
中国教育发生的深刻变化，是以教室里还有没有黑板为分界线的。
我还在编杂志时，有一位老同事寄来一篇回忆他中学老师的文章，我看过后，就在网上找了一张图片配文，请编辑部排版时参考。我找的图，是美术馆的藏画：一位老教师站在讲台上，他的头发灰白，衣服上沾满粉笔沫，像雪花飘洒在身上。粉笔沫飞在他的头发上，不知哪是他的白发，哪是催他早生华发的粉笔沫。
我记得，有老教师自嘲，说他的职业是“孩子王”，“教书匠”，“吃粉笔沫”的。粉笔沫的粉尘，像特殊行业会导致职业病一样，难道百年新式教育界就没发现？但还是有不少师范培养的教育工作者前赴后继，一代又一代走上“吃粉笔沫”的光荣岗位。
小学生时期，我们就坐在教室，天天看着老师转过身去，在黑板上书写；再转过身来，用教鞭讲解他的书写。一堂课结束，班上的轮值生跑到讲台，踮起脚尖，用板擦擦掉老师一笔一划写下的字。天天，月月，年年，我们在有黑板的时代上学。
读《张政烺先生学行录》，发现他的两位老学生忘不了他当年在讲台上的形象：
“他每次上课，总是用布包袱包了一大堆书，带到课堂上。有一次，黑板上没有板刷，张先生并没有吩咐学生为他找板刷，而是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衣袖擦黑板。按当时的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毛呢料的中山装还是相当贵重的。当我惊异之余，张先生拍了拍衣袖上的白灰，继续授课。”
以上是年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上课时看到的张先生，回忆者是王曾瑜同学。
时间倒回年，历史系的学生萧良琼在《纪念好老师张政烺先生》中说：
“最使我感兴趣的是张先生的辅导课，每周下午，张先生有一次辅导课，地点在北大图书馆的地下室。那里是书库，还有几间专供老师们查资料和上辅导课轮流使用的小屋。每到辅导时间，张先生准时坐在那里看书。最初去的同学多，提的问题多与上课内容有关。后来，去的人就少了。因为有些听不清楚的人名、地名，张先生会写在黑板上，我们也逐渐听懂了张先生带着浓厚胶东口音的讲授。北楼的暖气烧得很热，张先生有时讲得满头大汗，他一面解开领口，一面掏出手绢擦汗，边擦边说，热！热！热得我糊里糊涂！我讲到哪里去了？热字在张先生口中发出的是’夜’字音。他这番慌乱，引得同学们低头暗笑，而此时的张先生已经把袖口上沾的粉笔灰抹到大襟上，胸口前变得一片白了。”
那时候的大学，老师在课堂上和辅导时，是像张政烺先生如此教书的。张先生讲课有胶东口音，有时在课堂还声明：“兄弟我不会教书（读xu）。”先生不得已离开北大，据说有一个原因，是“课堂效果不好”。那些盼望老师像电台播音员或电视上说书明星一样讲课的学生们，也就失去一位有学问的老师的传授了。
张先生的学问有多好呢？《顾颉刚日记》年1月12日补记顾与他的弟子童书业评议人物的谈话。童比较过几位画家后，转入对历史学者的评论：“现在人所作历史研究文字，大都经不起复案，一复便不是这回事。其经得起复案者只五人：先生、吕诚之、陈寅恪、杨宽、张政烺也。然吕先生有时只凭记忆，因以致误。陈先生集材，大抵只凭主要部分而忽其余，如正史中，只从《志》中搜集制度材料，而忘记列传中尚有许多零星材料，先生亦然，不能将细微资料搜罗尽净，以是结论有不正确者。杨宽所作，巨细无遺矣，而结论却下得粗。其无病者，仅张政烺一人而已。”顾颉刚先生评论他的弟子的高论，续记：“闻此心折。予之文字做得太快，故有此病，不若苑峰（张政烺）之谨慎与细密也。”
黄克在回忆张先生时说，张先生无史不通。在整理校点二十四史时，问张搞哪一部？张先生答：你们看着办吧，剩下的给我。结果，他负责的《金史》质量很高。黄克回忆文中说，倒不是张先生专攻金史，而是他无史不通。
我读张先生的书，读别人回忆他的文章，不知为什么心里老挂着一个站在讲台上的朴呐的、带胶东口音的好老师。黑板、粉笔，用衣袖擦黑板的好老师，怎能让人忘记！
教育的时代、环境，教具的变化，绝不是小事情。当年，我们坐在教室里，每天看到的是黑与白的交替轮换，有如感受白天与黑夜的交替反复，心里是对时间的感受和专注。历史的“黑白颠倒”，哲学的“计白当黑”，伦理的“黑白分明”，都在我们的眼前演化，而黑与白这两种基本色，既丰富了我们的知识，也支起了我们的心理结构。最重要的是，有好老师在一笔一划地写给我们看，像春雨一样撒在我们头上，滋润我们的心田。
电化、网络、函授、PPT，现代化的教学，谁敢说不好？只是，医院普遍使用器械检查诊疗一样，我为什么感到医生戴着听诊器，用手摸着我的脉搏，轻轻问候一声才算看病？我为什么想念有黑板粉笔和好老师的课堂？认为有黑板的学校才是真正的教育？为什么高科技缩短了时空，却拉大师生之间的距离，而教与学总是存在那么一层模糊的绝缘体？我不明白。但我理解武汉的涂有光先生，为什么在进入21世纪后，他还手捏粉笔，坚持站在黑板前讲课。
归来吧！黑板粉笔好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