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的寒冬已至。在居所的茶几上，原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现江苏省文史馆馆员杨新华拿出这本血红色封面的《血证》。有些泛黄的书旁边，是他36年前在南京雨花台区进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目睹者、受害者普查时的一本工作笔记。
杨新华所著《血证》出版于年，内容来源于年他和同事用一年多时间在雨花台区走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目睹者、受害者的证言证词。这本文字工整的笔记，也是他当年走访的日常记录。
年春，全南京开展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幸存者、目睹者普查，这也是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发生后，中国第一次展开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的详细普查。仅杨新华所在雨花台一区就普查出活见证人位，有采访和记录在案价值的位。
翻开这样一本集合多位证人的书籍，杨新华再次回忆起当年采访者讲述的杀人祭马、“尸体桥”等侵华日军当年在南京犯下的暴行，仍感觉悲愤。
36年前普查之细致：
雨花台区60岁以上老人全部走访
年的雨花台区，面积比现在要大很多。如今的棉花堤、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所在地，在那时均属雨花台区。那年春天一个上午，杨新华来到南京市雨花台区文物复查暨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幸存者、目睹者普查办公室报到。
杨新华老人。
他被告知，雨花台区是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重灾区。熟悉有关材料后，他需要去各乡镇普查当年的受害者、幸存者、目睹者，结束后将有价值的采访记录填表。
工作计划很快制定，各种形式的动员会、座谈会、宣讲会、黑板报等陆续开展。杨新华回忆，当时全雨花台区所属14个乡镇，投入普查工作的各级领导就有人。区里决定将所有年龄在60岁上的老人走访一遍，“因为按时间推算，他们很有可能就是当年事件的见证者。”
《血证》和工作笔记。
普查工作做得十分细致。杨新华在《血证》中写道：走访下来，仅雨花台区共找出活见证人位，其中有采访和记录价值的位。不仅如此，工作组另邀8所中学、一所小学、一个居委会和11个村的团支部对活见证人进行采访、旁听。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在接受孩子们采访。翻拍自《血证》
根据《血证》中呈现的图片和杨新华的现场讲述，每进行一次采访，除普查人员将受访者讲述录音外，所有学生、共青团员等旁听者均需一一签名，并拍合影为证。多位活见证人走访结束后，杨新华将每位受访者的讲述分别手写填入普查表格，由雨花台区统一上报给南京市普查办公室。
当年走访幸存者、目睹者。翻拍自《血证》
他那本小小的工作笔记中，也工整记录着许多次普查采访的人数、名称、受访者的部分讲述，以及当日冲洗照片等工作所需经费开销，十分仔细。
普德寺丛葬地埋葬的人数
源自红十字会所出的尸体收埋费
“采访中，许多老人激动地扒开衣服，让采访者看伤疤。讲到日军任意杀害中国人时，老人们都伤心得泣不成声。雨花镇的李保泰和王国璋，还亲自带学生们到普德寺山头上看‘万人坑’。在‘万人坑’边，两位老人回忆在年12月底，目睹尸体被从城里运来埋葬的经过；花神庙村的翟忠也目睹了当时为向军事法庭提供罪证而挖掘普德村万人坑的经过……”
被日本军阀盖上“不许可”图章，禁止发表的日寇残杀中国人的照片，系日本随军记者所摄。翻拍自《血证》
杨新华翻开《血证》，指着一行行文字读给记者听。这些文字，再一次掀开了他36年前普查时的所见所闻。
《血证》集合多位证人的证词。
普德寺丛葬地立碑于年8月，简要记载埋葬人数的碑文清晰可见。普德寺附近山林中，于年12月至第二年10月间，由南京红十字会先后埋葬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尸体具，故此处亦被称为“万人坑”。
“埋葬人数是从红十字会所出的尸体收埋费用算来的。”杨新华记得，普查小组拿到了当年南京红十字会的殓葬费用记录：当时请附近百姓出劳力安葬，每收殓一具被杀者遗体，付给敛葬者4毛钱，同时还有发出去和装了尸体收回来的殓尸袋佐证，可算出埋葬人数。“普查时，当年多位幸存者指认出普德寺埋葬地所在。”杨新华说。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普德寺丛葬地两三公里的地方，雨花功德园的门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者花神庙丛葬地的石碑矗立在路边，碑于年立。普查中，杨新华对亲历者讲述的侵华日军在凤台乡和花神庙地区的杀戮印象深刻。
花神庙是明代以来南京地区的鲜花基地。年12月10日，熊熊火光中，花神庙的庙堂和村舍花房被烧得精光。一时间，万木焦枯，百花凋零，花农们赖以生存的鲜花基地，沦为一片焦土。
当时，还有两三万军民来不及撤退，分散在花神庙附近的田野和山林。日军便大加搜索驱集，又分批予以集体杀害。
《朝日新闻》曾于年报道侵华日军陆军坦克部队的上等兵中山重夫的回忆：“我忘不了进入南京城前两天，在郊外雨花台见到的情景。日军士兵让打着白旗来到这里的中国人坐在壕沟边，然后逐个用刺刀捅死，对于一刀未刺死痛苦挣扎的人，则用军靴踢到壕沟中用土埋上，这场不分老幼的杀戮持续了4个多小时……我当时是机械兵，在修理坦克的沿途看到的累累尸体中，夹杂着许多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战斗人员的妇女和老人尸首，这使我感到不可思议。”
另一名叫宫本淳的日本兵说，他“在中华门外用刺刀杀了不少的奔跑的人，杀到后来，执刀的手都颤抖起来，这时长官命令不许停刀，但也只好违命了”。当时，整个花神庙地区，“经敌人扫射，哀声震地，尸积如山，血染没胫”。
“尸体桥”“杀人祭马”等事件的真相
在普查中一件件揭开
紧靠长江的上新河系明代以来沿江商业重镇，同时也是自古以来南京的军事要地。居住在上新河地区的木材商盛世征、昌开运等人，曾向杨新华讲述了他们亲眼看到侵华日军在江东门、凤凰街、皇木场、新河口、螺丝桥、棉花堤等地屠杀军民的情景。他们于年1月15日曾提供一份证词，现存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证词称：“日本军杀害我国被俘军人及逃难人民，共计余人，毙命于上新河地区。”
而杨新华还提到了一件来自于日本国内报道的事件：本多胜一是日本《朝日新闻》社的一位著名进步记者。为向日本人民揭露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罪行，他多次来南京访问，并专程到当时的雨花台区江东乡访问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目击者，回国后写成《走向南京的道路》等长篇报道在日本国内发表。雨花台区普查办公室王梅影先生根据本多胜一先生寄来的年3月30日《朝日新闻》晚刊，曾翻译过一段“尸体桥”内容。
“日本军占领南京前夕，当时的江东桥被国民党军炸毁。日军占领后，在这里堆积大量被屠杀的尸体，做成‘尸体桥’，日军的卡车往来其上。当时的目击者之一孙殿炎（应为“元”）君回忆，‘日本兵用尸体堆成尸体桥，上面铺着被破坏的人家的门板和草土等。由于垫得不是那么均匀平整，多少有些晃动的感觉。’当时还是少年的孙君，目睹这么多人被杀后用来铺垫行车的桥，不胜恐怖。”
“‘杀人祭马’是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犯下的一桩血淋淋的滔天罪行！”走访中了解这一事件后，杨新华在《血证》的写作中难掩愤怒、震惊：“查遍人类历史，何曾见过以活人祭马的惨剧！”他如此这般写道。
走访人员从84岁的受访者张春山老先生处听闻这一事件，又得到在棉花堤一带走访的朱成福、朱学礼、胡新民等人的讲述证实，日军杀人祭马罪行的经过在杨新华脑海中渐渐清晰起来，他说：“日军的两匹军马，拴在当地居民郭光贵家（现雨花钢窗厂内）的屋角，马被流弹打死了，日军硬逼着街上的方斗斗、熊顺尧、邓银苟、高来生等老人把马抬进郭光贵家后院，逼他们挖坑葬马。与此同时，他们又从附近居民家中抢来了几床棉被，抓来了木匠宋士波，迫令宋士波做了两块有门头高，一尺宽的木牌位，用日文写上什么军马之墓。随后，日军用刺刀逼令宋士波、方斗斗等九人，用棉被把马包好，放进已经垫了棉被的土坑里，培上土、插上牌位，像安葬什么达官贵人一样，做了两个大马坟。善良的宋士波、高来生等老人满以为没有事可以走了。岂知杀人成性的日本侵略军，竟惨无人道地把九位老人的头砍了下来，一字儿排在马的坟前，用以祭马。”
九位老人中，高来生的儿子小春当时逃难在外，回来后亲眼见到父亲等老一辈九人的血溅洒在日军军马的坟前，痛不欲生，在另外几人的帮助下，才把身首异处的尸体掩埋了。
一场场让听闻者揪心、讲述者流泪的走访，一件件闻所未闻的惨案……一年多的普查工作下来，杨新华的内心受到极大震撼，他形容自己“无法用词汇描述听到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之残酷”！
“作为一名文史工作者，我只能真实记录受访者的讲述，这才是对历史最大的负责。”普查结束后，杨新华将所有采访记录、录音整理，填写完千余张表格上交。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成立时，他又将保存的所有录音磁带、照片等证物悉数交予纪念馆，用作馆藏宣展之用。
端正视听，揭示事实的本来面目，重现历史是杨新华当年写就此书的目的。因为，“只有事实才能端正视听，唤起人们的觉悟，只有事实才能唤醒我们的子孙，也只有事实，才能唤醒世界人民，世界和平也才有保证”！
来源：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孔芳芳（注：文中所有史实来自杨新华所著《血证》一书）
编辑：思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