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陪妈妈去上学》
妈妈从小是个孤儿，跟着爷爷长大。
上世纪二十年代，杨庄子（现在属于红桥区）是天津卫的花乡，全村都养花窖，供卫里有钱人的需求。
妈妈没有上学的条件，所以一个大字也不识。
父亲多少进过二年私塾。十三岁到转盘村铁路家属小学当“堂役”（勤杂工），替老师买饭、扫地、打铃等等，忙碌过后，没事的时候是允许站在教室后面“蹭课”的，因此可以“算”个小学文化吧。
五十年代初，我刚刚上小学一二年级。街道挨家挨户动员，号召家庭妇女，识字学文化、走出家庭参加工作。
妈妈好强，非常想出去做工。可是全家八口人要买菜做饭，奶奶是小脚老太太，全靠给一个人，根本顶不下来。爸爸对此摇了摇头没有同意。
妈妈看看没辙，只能退一步说，那我无论如何也得去上识字班，要不当个“睁眼瞎”，一辈子落后，多没出息呀！
妈妈后来只要一提起工作的事儿，登时阴云密布，怨气冲天，就嘟嘟父亲，都是你拖我后腿儿，让我一辈子没个工作，自己不能挣钱，受了多大的瘪子！
奶奶也答应了妈妈去上妇女识字班。婆媳俩商议定，晚饭早点做，全家提前吃，腾出时间让妈妈去学文化。
开学那天，妈妈心情特别高兴，整日里都是乐呵呵的。她提前告诉我：
“老三，你今天跟我去学校，陪妈妈一趟。”
“行。远吗？”我觉得挺骄傲的，这么大的事儿，妈妈竟然如此信任我，不就是跟着她走一点路吗？
匆匆吃完饭，我用手把嘴一抹擦，说道，“妈，我好了，走吧！”
可是，妈妈嘴上应答着，却先去洗了洗脸，然后拿起拢子仔细地梳头，最后还精心地抹上点梳头油——闻起来香香的。她换了一身干净整洁的衣服，拿了一个蓝书包才对我说道：“走吧，老三。”
说实话，那时我心里还有点小嘀咕：妈妈这是怎么了？又不是串亲戚，还打扮打扮，多耽误功夫哇。
妈妈牵着我的手，沿着三马路走过一个路口，向右一拐，进了择仁里。
那是一个长长的狭窄胡同，脚下坑洼不平。它的另一头，直通大马路（中山路）。识字班设在胡同中间的一个小院里，仅有两间屋子那么大。
屋子里面，摆了两排课桌和条凳。大人们互相打个招呼。妈妈拉着我，和她挤坐在一块儿。
屋顶上悬挂着两个电灯泡，度数不大，一个在前，一个在后，那昏黄的灯光勉勉强强能照清楚人的脸孔。
挤挤叉叉的窄憋地方，老师凑凑合合立在一块小黑板前开始讲课。听课的妇女们安静下来。
下课时天已经大黑了。星星闪烁于高空。我们走在夜路上，行人十分稀少。远近错落的路灯显出一副清冷、寂寥的样子。我和妈妈的说话声及脚步声响在黑暗、空荡荡的大街上，有点让人不由自主的紧张、惶恐。如果不是与妈妈同行，我肯定会害怕，不敢自己独行。
要知道，那时天津市战火结束不多久，人口没有如今那么稠密，而且汽车还是稀罕物，夜晚几乎看不到车辆行驶的影子。
扫盲识字班并非天天晚上开课。一个礼拜下来我不过陪妈妈去过二三次。
一天傍晚，有人来找妈妈一块儿上学。她叫王玉云，我们都唤她王姨。她和妈妈是同班同学，住在辰纬路。往后的日子，她们两人同去同归，妈妈再也不用我去陪读。
这个王姨跟妈妈，越走越亲密，相交相知，后来竟然成了闺蜜挚友，整整来往了一生。
我剩下的任务，仅仅是妈妈遇到不认识的生字时，帮她查一下字典了。
记忆影像的碎片，随着年代离远，变得逐渐模糊。然而与妈妈挤坐在一起听课的感觉却永远烙印于脑海之中，每一念及妈妈扫盲识字的故事，心里似乎总有一丝温馨的滋味。
三家村弟子
.4.11
附注：
那段时间，天津卫到处学唱“解放歌曲”。电台、广播喇叭、工厂、学校经常能听见“秧歌剧”《夫妻识字》的歌声。那嘹亮欢快的女声与男声对唱，实实地喜煞个人：
“黑格隆冬天上”
“出呀出星星”
“黑板上写字”
“放呀么放光明”
“什么字”
“放光明”
“学习”
“学习二字我认得清”
“认得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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